渡你过桥

那年夏天燥热得出奇。
蝉鸣像一把钝锯，从早锯到晚，从晚锯到早，锯得人心里发毛、头皮发紧、骨头缝里都往外渗烦躁。教研室的老旧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，转一圈吱一声，转一圈吱一声，吹下来的风也是热的，裹挟着灰尘和粉笔屑，在斜射的阳光里打着旋儿，落在摊开的试卷上。
我手里握着一支红笔，笔尖悬在一张六十三分的卷子上空，半天落不下去。卷子上有一道题，那个女生答得驴唇不对马嘴，却在旁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一句：“老师，我真的努力了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，忽然有点想笑，又有点想哭。
手机响了。
屏幕上跳动着“爸”那个字。我盯着它看了几秒——其实也就两三秒，但感觉很长，长到够我想起很多事。接起来，那头是他的声音，短促、坚硬、干巴巴的，像他干了四十年的桥涵工程里那些钢筋头子，每一根都带着锈迹和水泥的涩味：
“下周我退休。**让你回来一趟。”
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声音低下去，低得几乎听不见：
“你要是不方便，就算了。”
我盯着手里那张六十三分的卷子，沉默了几秒。窗外的蝉还在叫，吱——吱——吱——，像有人在拿锯子锯我的脑仁。
“我回去。”我说。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椅子上发了好一会儿呆。窗外的法国梧桐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，叶子边缘卷起来，像一只只枯干的手，叶片上落满了灰。远处有建筑工地的打桩声传来，咚、咚、咚，一下一下，沉闷而执着。那声音让我想起父亲，想起他半辈子都在这种声音里度过，想起他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水泥灰，想起他指甲缝里那些永远抠不干净的黑泥。
上一次见到父亲，是三年前的春节。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老家的房子没有暖气，我裹着羽绒服坐在客厅里，脚还是冻得发麻。父亲在饭桌上喝了两杯酒，脸膛泛起暗红色，又开始唠叨他那套理论：
“桥梁是什么？桥梁就是让人过河的。人这一辈子，有多少条河要过？修桥的人，就是积德的人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盯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，但我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。他一辈子就这样，有话不直说，非得绕着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