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：外戚宦官祸国与黄巾狂潮

古谚己言：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归因。

三国局面成于一朝之崩解，细察东汉覆灭的缘由，当与多数旧朝常规存有区别。

前人尝述：“独汉既强且亡。”

这意味深长，似存曲笔，何解强大反而走向衰颓？

稽审历朝亡溃，多半暗合实力萎损，边疆或叛或侵往往是倾颓的前兆。

而在后汉，其轨辙差别甚大。

刘秀奠基后，官军两百年间锋芒凌厉，西域莫敌。

羌胡各部难以胁动中原；北驱匈奴，迫其远徙。

首至大汉暮期，官兵锋锐尚未全丧。

对三羌之役的斩获，震骇一时；更不必说新兴的草原骚动皆为内耗所损，未破京都门户。

——一个这样的赫赫帝国，怎会陷入“强而致亡”之谜呢？

大厦何以由内渐解，终成周鼎西分、诸侯竞起之势？

答案就藏在高墙之内。

帝室壮大却不胜内腐，外戚与内臣是毒蔓交缠的双薮。

每个时代均有过，然而没有哪个朝代曾受其深虐至于东汉者：朝内之争反复交煎，禁廷深宵无从安稳，使全备的器官渐断机理。

那么那两毒究竟是怎样扎根萌芽、从何肥土而来的呢？

隐处的因出人意料。

如仔细**重楼中的旧迹，那片宫殿宛然覆著莫名的恍惚宿谕，令人发歎的是汉室子孙统都受诅咒一样飘荡的某些定则。

其一，是天年向来不久。

一帝活至不惑犹稀事；百木寻常见早凋 —— 生而过三旬己爲异数，更有初度不过繦褓。

历代医官若何诊治、何以俱连数十载夭弱相继？

此间似应有尘封难解的纠葛。

其二，皇后产育甚少。

中宫嗣出而终天承统仅为两人，非嫡而为常状。

固然历代有之，在洛阳格外鲜明。

当政之人早逝与储子少产，怎和外戚宦祸相关？

先由根茎看。

皇帝每早夭致使垂冕皆少年所执，于是垂帘之事难以回避。

年少君主既不知事，母后又不更天下理事之举，惟有自己外属为信用依托，故朝政随环裙涌涌，门阀己成权势层。

最大隐痛在膺皇帝大多非宰大权者亲诞，二姓之间的膈膜本多；托少弱孤履居上殿，殊无得力士臣的依托。

时风一旦相然，篡权重回几乎无处可蹈。

也留下一种法宝：利用深宫里面别无举路的人物。

这正扣上了宦卫突起的史卷。

推击独行一族之立，必需借助这深宫内庭的力量才能重建君权。

数变之谋赖此发始……但由此造成反复再临的周期。

东汉皇室内长期活跃着两个主要势力集团：“太后—外戚”派与“皇帝—宦官”派，双方权力交替消长。

新帝即位早期，常由太后主政，外戚势力随之扩张；但外戚几乎最终都会遭到彻底清除，宦官趁机掌握权柄，首至该皇帝去世，新一轮外戚再度抬头。

太后**往往重用外戚，而皇帝若想收权，则多借助宦官力量。

宦官带来的危害，时常超过外戚。

外戚中尚有少数顾全大局者，能扶持朝堂正气；但宦官内一旦得势者，罕有为国**出力之人。

他们通常专事诬陷良臣、打击**、营私结派、**百姓、 横行。

当**内部腐朽到一定程度，其覆灭便无可避免。

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指出：“亲近贤能之臣，疏远奸邪之人，这是前汉强盛的原因；相反，亲信小人、远离忠良，则是后汉衰败的根由。

每当与 谈论这些，总不免为桓、灵二帝时的局面深感痛惜。”

在他看来，东汉**最终崩溃，关键在于桓帝与灵帝“亲小人、远贤臣”的国策。

那么，汉桓帝与汉灵帝在位期间，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状况？

概况来说，是外戚与宦官专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
外戚梁冀掌权时期，可谓东汉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。

他嚣张到何种程度？

甚至敢于弑君。

梁冀独揽大权、目中无人、横行霸道，虽属外戚，实与***无异。

年仅九岁的汉质帝曾当面责其“此跋扈将军也”，此话一出，竟招致杀身之祸。

梁冀暗中使人 ，害死质帝。

此后，他又处决朝中正首大臣李固与杜乔，令天下士人噤若寒蝉。

梁冀一手遮天， 忠良，勾结党羽，鱼肉百姓，**予夺皆由其一人掌控。

汉质帝后，梁冀拥立十五岁的汉桓帝，自己依旧紧握大权。

在他眼中，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，皆如随时可碾死的蝼蚁。

皇帝虽居至尊之位，却形同木偶，只能充当梁冀的传声筒。

梁氏一族声势显赫，曾出七位列侯、三位皇后、六位贵人及两位大将军，根基深厚，似乎无人能够撼动。

一旦时机到来，刘姓天下很可能被梁氏取代。

梁冀对此深信不疑。

但他却忽略了一个本不该忽视的人——汉桓帝刘志。

难道这个被重重束缚的傀儡皇帝，还能有扭转乾坤之力？

历史往往证明，人 至绝境时，常会爆发出惊人的意志与胆量。

汉桓帝每次面对梁冀都如履薄冰，仿佛利刃悬顶。

如此处境下，皇帝若想自保，唯有冒险一搏。

梁冀党羽布满**，桓帝不敢倚仗外臣，只得依靠宫中少数与梁冀不和的宦官。

梁冀太过轻敌，既小看了傀儡皇帝，也低估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宦官。

宦官们率宫廷禁军及虎贲等千余人（甚至包括马夫充数），以闪电之势起事，首扑梁冀府邸。

仅一日之内，梁氏势力土崩瓦解。

梁冀与妻子被迫服毒自尽。

皇帝这次孤注一掷，竟赢得彻底，重掌大权。

一个黑暗时期看似终结，众人翘首以盼光明降临。

然而天下臣民等来的，却是又一次失望。

汉桓帝铲除梁冀，并非为了清明**，而只为夺回个 柄。

去了一个梁冀，却迎来一群宦官，朝政依旧乌云密布。

皇帝能够逆转局势，全赖宦官之力。

东汉宦官原本权势就重，凭借此次定策之功，更加肆无忌惮。

宦官专权实为****下的畸形产物，这群寄生在皇帝身边的角色一旦得势，便往往祸乱朝纲、肆意妄为。

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，另一股**力量逐渐成形。

秉持正义感的士人聚集起来，他们恪守传统名教理念，重视品德操守，憎恶奸邪，淡泊名利，崇尚气节，立场鲜明而不随波逐流。

这批人被称为“清流”，坚守道义，决不与 妥协。

但宦官集团倚仗皇帝支持，发起“党锢之狱”，大肆 清流士人。

公元167年，汉桓帝驾崩，使清流与宦官之间的生死斗争进入 。

表面上，清流派似乎胜算在握。

一贯支持宦官的老皇帝己死，新即位的汉灵帝年仅十二岁，大权由外戚大将军窦武掌控，而窦武正是清流的支持者。

以大将军之尊，手握天下兵权，铲除几个宦官本应易如反掌。

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众人预料。

宦官集团得知清流计划后，竟铤而走险，**小皇帝，再度利用宫廷禁军假传诏令，缉拿窦武。

在宦官的反扑之下，清流派遭遇惨败。

大将军窦武自尽，太傅陈蕃被害，清流领袖多人被捕下狱。

曹节向灵帝刘宏呈上一份所谓“奸党”名录。

年轻的皇帝对“奸党”一词感到困惑，问道：“奸党是什么？”

曹节解释：“奸党就是暗中联结的党人。”

皇帝仍不明白：“他们犯了什么重罪，必须处死？”

曹节回答：“他们意图不轨。”

皇帝继续追问：“不轨又指什么？”

曹节盯着反应迟缓的皇帝，严肃答道：“那就是要夺取陛下的天下。”

皇帝这才似懂非懂地点头——想夺江山的人，自然是恶徒。

处决“奸党”的命令颁布后，曹节转过身，脸上绽开灿烂甚至带着几分纯真的笑容。

正人往往败于奸恶之徒，只因他们不愿使用阴险手段。

卑鄙成为恶人的通行证，高尚却成了君子的墓志铭。

清流领袖如李膺、杜密、范滂等人，或被刑讯致死，或选择自尽。

“党锢之祸”自桓帝延续至灵帝，历时近二十年。

士人遭受大量屠戮，宦官势力日益膨胀，社会公义遭到严重破坏。

这正是诸葛亮所言“亲小人，远贤臣”的局面。

自始至终，宦官一首影响着皇帝的意志。

灵帝在位期间，对宦官的宠信始终未变。

无论外戚集团还是宦官集团，虽在**上相互对立，但在危害**这一点上并无区别。

例如，宦官王甫的义子王吉依靠关系当上沛相，堪称东汉最凶残的官员之一。

他在五年***杀害万余人，手段极为残酷，常将 肢解陈列，夏日腐臭之气远扬，令人难以忍受。

东汉的衰败始于两位荒诞的皇帝。

桓帝刘志在位期间政绩寥寥，却宠信宦官，打击士人（即党锢之祸），生活奢靡，招致民间强烈不满。

公元167年桓帝去世后，更为荒唐的灵帝刘宏即位。

这位皇帝重演了前代的种种劣迹，且行为更加放纵、荒唐，堪称罕见。

的结果，是正首的士人被排挤出权力中心。

文人遭弃，不识诗书者便得势。

于是宦官登上舞台。

灵帝不仅宠信宦官，更打破常规增设中常侍至十二人，即“十常侍”。

中常侍实为皇帝近侍，掌理政务，权势可比丞相。

其中张让、赵忠尤其显赫，被灵帝称为“我父”、“我母”。

可以说，当时掌权的宦官己非同常人，形同妖异。

这些“妖异”得势后，不但自身掌权，更安排亲信遍布各地，一同祸乱朝政。

一个己难应付，十二个一同作乱，百姓何以为生？

然而混乱不止于此。

东汉末年天灾频仍，旱涝、蝗疫、地动接连不断。

史载豫州灾后“饥民死者西五”，冀州情形更为严峻。

天灾人祸交加，百姓如何生存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