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喜剧的赵本山时代

· 1957年铁岭出生与时代**· 盲人二叔的民间艺术启蒙· 早期苦难生活与幽默性格的形成、冻土下的火种，辽北平原的黑土地正迎来一年中最沉重的季节。，一个在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勉强找到的小黑点，此刻正被萧瑟的北风一遍遍犁过。村头的老榆树上，最后几片枯叶在枝头打着颤，像极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紧抓着命运不放的手。田里的高粱早已收割完毕，只留下齐刷刷的茬子，在霜降后的早晨披着银白的盔甲。，农历八月初九，霜降前的最后一个暖日。，传出了一声不算响亮却格外结实的啼哭。
“是个带把儿的！”接生婆王奶奶从里屋探出头，脸上皱纹笑成了山菊花，“听这嗓门，将来准是个唱戏的好材料！”

屋里煤油灯的光晕摇摇晃晃，映着炕上脸色苍白的年轻母亲张凤琴。她勉强撑起身子，看了看襁褓中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嘴角扯出一丝疲惫的笑意。这孩子已经是她的第五个孩子了——在这个粮食总不够吃的年月，多一张嘴，既是喜悦，也是忧愁。

屋外，赵德仁蹲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。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此刻心里算盘打得噼啪响：开春借的生产队种子钱还没还上，二小子开春要上学，三姑**棉袄补了又补……现在，又来了个老五。

“叫啥名好呢？”邻居老李头凑过来问。

赵德仁抬头望了望天。暮色四合，村后的山梁在天际划出一道深黛色的弧线。

“山子。”他吐出一口浓烟，“就叫本山吧。咱庄稼人，本本分分，靠山吃山。”

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在黑土地最普通不过的深秋降生的男孩，会在三十多年后，成为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名片。就像没人会注意到，此刻石嘴沟村上空飞过的一群南迁大雁——它们振翅的声音，很快就被北风吹散了。

二、时代的底色

赵本山出生的1957年，***历史上一个微妙的节点。

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收官，社会**改造基本完成。在遥远的北京，***正在怀仁堂里畅谈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；而在铁岭的乡村，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粮仓里的粮食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。

石嘴沟村三十几户人家，清一色的土坯房，像一群蜷缩在丘陵褶皱里的土**甲虫。村东头那口老井，井绳在辘轳上磨出了深深的凹痕，记录着日复一日的生计。生产队的钟挂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上——其实不是钟，是半截生锈的铁轨，敲起来声音嘶哑，却能传遍整个山沟。

赵家的日子，是村里中下的水平。赵德仁是种地的好手，可再好的手艺也架不住人多嘴多。五个孩子像五只永远喂不饱的雏鸟，张凤琴从早忙到晚，煮的永远是一锅清可见底的苞米茬子粥，里面飘着的几片菜叶，要仔细分配。

本山三岁那年，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。

一是***开始了。村里土高炉建起来，黑夜被炉火映得通红，人们把家里的铁锅、铁铲都捐了出去炼钢。赵德仁蹲在自家门槛上，看着媳妇做饭时用的瓦罐发愁——这玩意儿煮粥总糊底。

二是张凤琴病倒了。常年劳累加上营养不良，她得了肺结核。这在当时的农村，几乎是不治之症。

某个冬夜，本山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。他蹑手蹑脚爬下炕，看见母亲正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，缝补他磨破的裤膝。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随着咳嗽颤抖着，大得像一座山。

“妈，你咋还不睡？”

“这就睡。”张凤琴转过头，在昏黄的光里对他笑了笑。那一刻，本山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有光，很微弱，却很暖。

这个画面，像一枚印章，深深烙在了他的记忆里。多年后，当他在舞台上塑造那些坚韧又温暖的女性形象时，总会隐约看见那盏煤油灯，和灯下母亲颤抖的影子。

三、盲人二叔的弦音

如果说母亲给了本山生命的底色，那么真正在他心里播下艺术种子的，是他的盲人二叔——赵德明。

赵德明不是天生盲的。他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俊后生，唱得一口好二人转，拉得一手好二胡。十九岁那年，一场莫名其妙的高烧后，他的世界就永远陷入了黑暗。

但黑暗没有吞噬他。相反，它让他的耳朵变得异常灵敏，让他的心变得更加通透。

德明没有成家，一直跟着哥哥赵德仁过活。他住的小偏厦，是本山最爱去的地方。那里永远弥漫着松香和二胡琴筒的特殊气味，墙上挂着的胡琴、三弦、唢呐，在从破窗户纸透进来的光柱里，浮动着细微的尘埃。

“二叔，今天讲啥故事？”五岁的小本山盘腿坐在炕沿上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
德明摸索着从墙上取下三弦，盘腿坐好。他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先调了调弦。三根弦在他手指下发出清脆的试音，像清晨鸟儿的啁啾。

“今天不讲故事，”德明脸上浮起神秘的微笑，“今天二叔教你听声音。”

“声音有啥好听的？”

“嘿，你这孩子。”德明轻轻拨动琴弦，一段流水般的旋律流淌出来，“你听，这是村东头小河开春的声音——冰裂了，水活了，小鱼儿扑腾着往水面上跳。”

本山闭上眼睛。奇怪，他真的听见了。

德明换了个把位，琴音变得急促而跳跃：“这是夏天暴雨来了，雨点子砸在庄稼叶上，啪嗒啪嗒，由疏到密，由轻到重。”

接着，琴音转为低沉呜咽：“这是秋风扫落叶，刷啦啦，一层又一层，最后都归了土。”

最后是一段极轻柔的、几乎听不见的泛音：“这是雪花飘，一片，两片，千片万片，盖住了所有的声音，天地间就剩下这一片白。”

本山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已满脸是泪。他还不懂得什么叫艺术感染力，但他知道，二叔手里的这把三弦，能变出整个世界的春夏秋冬。

“二叔，你咋啥都知道？”

德明放下琴，空洞的眼睛“望”向窗外——虽然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因为二叔用这儿听。”他指了指自已的心口，“眼睛看不见了，别的就得格外亮堂。本山啊，你记住，老天爷给你关上一扇门，一定会给你留一扇窗。关键是，你得找着那扇窗在哪儿。”

这句话，像一颗种子，落进了小本山的心田。在后来无数个人生至暗时刻，他都会想起二叔的这句话，然后咬着牙，在黑暗中摸索那扇也许存在的窗。

四、第一堂“表演课”

德明不仅是本山的音乐启蒙老师，还是他最早表演课的导师。

东北的冬天长得没有尽头。大雪封山后，村里人就猫在炕上，一猫就是四五个月。这时候，德明的小偏厦就成了石嘴沟村的“文化中心”。

晚上，邻居们揣着瓜子、冻梨聚过来，炕上挤得满满当当。德明坐在中间，不是拉琴就是唱戏，有时候也说段“瞎话”（民间故事）。

本山永远是坐在最前排的那个。他不仅听，还偷偷学。

有一次，德明在讲《包公案》里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故事。说到李妃被诬陷，打入冷宫时，德明的声音变得凄楚哀婉；说到包拯铁面无私，开铡陈世美时，他又变得正义凛然、掷地有声。

突然，德明咳嗽起来——他身体一直不好。大家忙给他倒水，拍背。故事讲到一半，断在那里。

“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咋样了？”有人着急地问。

德明摆摆手，喘着气说：“今儿个……就到这儿吧。”

众人一片惋惜的叹气声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来：“我知道后来咋样了！”

所有人都看向声音的来源——六岁的赵本山站在炕沿下，眼睛亮得吓人。

“你咋知道？”有人逗他。

“我二叔前几天讲过，我全记着呢！”本山说着，不等大家反应，已经爬到了炕中央，学着德明的样子盘腿坐下。

他清了清嗓子——那样子又滑稽又认真。

“话说那包青天，眉头这么一皱——”本山学着皱眉头，可惜他年纪小，额头光滑得很，只能拼命把眼睛挤成三角，“王朝马汉！张龙赵虎！”

他每喊一个名字，就用力挥一下手，差点打到旁边王***烟袋锅。

大人们先是一愣，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。

但本山一点没受干扰，完全沉浸在自已的世界里。他继续讲下去，把从二叔那里听来的故事，加上自已的想象和理解，添油加醋地演绎出来。他模仿包拯的威严，模仿陈世美的慌张，模仿秦香莲的悲切——虽然模仿得四不像，但那份认真劲儿，那种与生俱来的表现欲，让所有大人都收起了玩笑的神情。

德明在角落里“听”着，空洞的眼眶里似乎有什么在闪动。等本山讲完一段，累得满头大汗时，他招招手：“山子，过来。”

本山蹭过去。德明摸索着摸了摸他的头。

“孩子，”他的声音很轻，但很郑重，“你有‘人前疯’的毛病。”

“啥叫‘人前疯’？”

“就是人越多，你越来劲，越不知道害臊。”德明顿了顿，“这毛病，对庄稼人来说是缺点，可对要卖艺的人来说，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宝贝。你得守住这个宝贝。”

这是本山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关于“表演天赋”的朴素定义。很多年后，当他在春晚**紧张得手心冒汗时，忽然想起二叔说的“人前疯”，反而放松了下来——既然这是老天爷赏的饭，那就得大口吃，吃得香。

五、饥饿是最好的老师

1960年，本山三岁那年，饥荒像一场无声的海啸，席卷了整个辽北平原。

石嘴沟村的清晨，再也听不到鸡鸣狗吠——能吃的早就吃光了。村头那棵老榆树的树皮被剥得**，露出白森森的树干，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瘦骨嶙峋的老人。

赵家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。张凤琴的病越来越重，家里那点微薄的口粮，要先紧着她这个病人。孩子们每天只有两顿稀粥，稀得能照见人影。

本山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画面，是某个黄昏，他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偷偷溜到生产队的菜窖边。菜窖早就空了，但他不死心，趴在地上，把脸贴着窖口缝隙往里看，希望能发现一颗遗漏的土豆，或者半截萝卜。

什么也没有。只有窖底潮湿的泥土气息，混合着腐烂菜叶的味道，扑鼻而来。

他躺在菜窖边，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血色。肚子咕噜噜地叫，像有只小兽在里面抓挠。忽然，他想起二叔昨天唱的《王二姐思夫》里的一句词：“饿得我前心贴后心，走路打晃眼发晕……”

他居然笑了出来。一边笑，肚子一边叫，形成一种古怪的节奏。

“山子，你傻笑啥呢？”二哥本权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他比本山大五岁，已经是个半大小子。

“哥，我给自已唱戏呢。”本山爬起来，拍打着身上的土，“二叔说，心里苦的时候，唱出来就不苦了。”

本权看着弟弟瘦得尖尖的小脸，眼睛大得吓人，心里一酸。他摸摸口袋，掏出一把黑乎乎的东西：“给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榆树钱儿，我搓了半天，把泥都搓掉了。”本权说，“少吃点，这东西吃多了拉不出屎。”

本山接过那几粒干瘪的榆树钱，小心地放进嘴里。粗糙的，有点涩，但细细咀嚼后，竟然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。

多年后，赵本山在一次采访中说：“我后来在舞台上那些关于吃的段子，为啥演得特别真？因为我是真饿过。我知道饿到极致是什么感觉——那时候看啥都像吃的，看月亮都像张大饼。”

苦难没有压垮这个黑土地的孩子，反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，锻造了他的幽默感。他开始学会用笑声来对抗饥饿，用表演来转移痛苦。这几乎成为一种生存本能——既然哭不能换来粮食，那为什么不笑呢？至少笑的时候，能暂时忘记肚子的空虚。

六、母亲的离去

1963年冬天，张凤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那是一个雪下得特别大的冬天。鹅毛般的雪片从早到晚不停地落，把石嘴沟村埋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白色孤岛。
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按照习俗，这天要祭灶，吃灶糖。可赵家的灶台已经冷了很久——最后一点玉米面，上周就给母亲熬了糊糊。

张凤琴躺在炕上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她的呼吸很轻，很浅，像随时会断线的风筝。

六个孩子围在炕边，最小的妹妹才两岁，还不懂得发生了什么，只是睁着大眼睛，看着母亲苍白的脸。

德仁蹲在门口，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。这个沉默的汉子，此刻连哭都哭不出来——生活的重担早就把他的眼泪榨干了。

德明摸索着坐到嫂子身边，拿起二胡。他知道嫂子爱听他拉《月牙五更》，那是东北民间小调，温柔又哀婉。

琴声响起来了。在漫天风雪中，这琴声显得那么微弱，却又那么坚韧，像黑暗中的一线微光。

张凤琴的眼皮动了动，她慢慢睁开眼睛，目光从每个孩子脸上扫过，最后定格在本山脸上。她嘴唇翕动着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本山凑过去，把耳朵贴近母亲的嘴唇。

他听见了，很轻很轻的三个字：“好好活。”

然后，那微弱的呼吸，停了。

琴声还在继续。德明看不见，但他能感觉到，所以他一直拉着，拉着，仿佛只要琴声不停，嫂子就还在。

屋外的雪，还在下。

多年后，赵本山在自述里写道：“母亲走的那天，我六岁。我没哭，因为二叔的琴声太好听了，好听得让我忘了悲伤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不是忘了，是二叔用他的方式告诉我：再苦的日子，也得有点儿念想，有点儿动静。死的人走了，活的人还得‘好好活’。”

母亲的死，让本山一夜之间长大了。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疯跑傻玩的孩子，他开始观察，开始思考，开始用他稚嫩的肩膀，试图分担家庭的重担。

七、流浪的“小叫花子”

母亲去世后，赵家的天塌了一半。

赵德仁既要当爹又要当妈，还要挣工分养活六个孩子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无奈之下，他开始带着孩子们“走活路”——其实就是变相的流浪乞讨。

开春，地里的野菜刚冒头，本山就挎着破篮子，漫山遍野地挖。婆婆丁、荠菜、马齿苋……他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，什么野菜在哪儿长，什么时候最嫩，他门儿清。

夏天，他跟着二哥下河摸鱼。河水凉得刺骨，他光着身子在水里一泡就是半天，冻得嘴唇发紫，就为了逮那几条手指长的小鱼。有一次差点被水冲走，幸亏抓住了岸边的柳树根。

秋天，他钻进收割后的庄稼地，捡拾遗落的麦穗、谷穗。生产队的保管员老孙头是个严厉的人，看到有人捡粮食就撵。本山学会了和他“打游击”——老孙头在东头，他就在西头；老孙头来西头，他又溜回了东头。有一回被逮个正着，老孙头举起烟袋锅要打，本山突然一**坐在地上，学起了老孙头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，还学他咳嗽：“咳咳，你们这些小兔崽子……”

把老孙头都给气笑了：“小瘪犊子，滚吧滚吧！”

最苦的是冬天。家里烧不起炕，晚上冻得睡不着，几个孩子就挤成一团，靠彼此的体温取暖。本山睡在最外面，常常半夜被冻醒，他就睁着眼睛看窗户外面的月亮，心里默默地数：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……数到后来，他开始给羊编故事：这只羊是白的，那只羊是黑的，白的爱唱歌，黑的会拉琴……

饥饿和寒冷，成了他最亲密的“伙伴”。但奇妙的是，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，他那独特的幽默感开始野蛮生长。

他给村里每个小孩都起了外号：走路内八字的叫“螃蟹”，爱流鼻涕的叫“粉条”，说话结巴的叫“电报”（因为“滴滴答答”不连贯）……这些外号形象又好笑，很快就在孩子们中间流传开来。

他还发明了一种“精神会餐”的游戏。几个饿得眼冒金星的孩子凑在一起，闭上眼睛，由一个人描述想象中的大餐：

“今天咱们吃猪肉炖粉条子！看这五花肉，这么厚，”本山用手比划着，“肥的透亮，瘦的瓷实，在锅里咕嘟咕嘟炖着，那香味儿，嚯——”

“粉条呢？粉条啥样？”有孩子咽着口水问。

“粉条啊，吸饱了肉汤，滑溜溜，亮晶晶，用筷子一夹，颤巍巍的……”

孩子们闭着眼睛，一起发出满足的叹息，仿佛真的吃到了那顿大餐。虽然睁开眼睛后，面前还是空碗，但至少有那么几分钟，他们是快乐的。

这种苦中作乐的本事，后来成了赵本山喜剧最核心的特质之一。他的小品里，那些小人物无论多窘迫、多尴尬，总能找到自我解嘲的方式，总能从生活的缝隙里抠出一点儿乐子。因为这是他亲身实践过的生存哲学。

八、二叔的“绝活”

在那些流浪乞讨的日子里，德明成了本山真正的精神支柱和艺术导师。

德明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心里却比谁都亮堂。他知道侄子正在经历什么，所以他有意识地把自已毕生所学，一点一滴地传授给这个有灵气的孩子。

首先是乐器。二胡、三弦、唢呐、板胡……德明一样样地教。他教得很有方法：不是先讲理论，而是让本山先听，先感受。

“你听这段，”德明拉了一段《江河水》，“像不像女人哭？刚开始是抽抽搭搭，后来是嚎啕大哭，哭到最后没力气了，就剩喘气了。”

本山仔细听着，果然，那琴声里真的有哭声。

“你再听这段，”德明换了个曲子，是欢快的《步步高》，“这是办喜事，喇叭吹得震天响，新娘子下轿，小孩子抢糖，热热闹闹的。”

本山听得入了迷。他发现，原来音乐不只是声音，它是故事，是画面，是活生生的人间百态。

德明还教他观察人——用耳朵观察。

“你闭上眼睛。”德明说。

本山闭上眼睛。

“现在你听，”德明说，“屋里除了咱俩，还有谁？”

本山竖起耳朵。他听见了窗外的风声，听见了灶坑里柴火的噼啪声，还听见了……很轻很轻的鼾声？

“是爹！爹在炕头睡着了！”

“对。”德明笑了，“你再仔细听，你爹打呼噜有啥特点？”

本山凝神细听。父亲的呼噜声不高，但很有节奏，吸气短，呼气长，中间还偶尔停顿一下，像是在叹气。

“吸气像拉风箱，呼气像……像老牛喘气。”

“好！”德明拍拍他的肩膀，“记住这个声音。将来你要是演一个劳累的农民，就用这个呼吸的节奏。”

这是本山最早接受的“表演训练”——用耳朵捕捉生活的细节，然后储存在记忆的仓库里。多年后，当他塑造“徐老蔫黑土大忽悠”等经典形象时，那些生动的细节——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、一声咳嗽、一句口头禅——很多都来自这个时期无意识的积累。

德明还教他最重要的东西：艺德。

“山子，你记住，”德明经常说，“咱们这行，台上是疯子，台下是傻子。台**得放得开，把最真的东西拿出来；台下你得收得住，知道自已是啥。”

有一次，本山跟着德明去邻村“串门子”（即走村串户卖艺）。主人家很穷，只给了两个窝窝头当报酬。本山有点不高兴，嘟囔了一句：“白忙活了。”

德明当时没说话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突然问：“山子，你觉得今天咱亏了？”

“嗯，拉了半天琴，才给俩窝头。”

德明停下脚步，空洞的眼睛“看”着远方：“那我问你，那家老**，听咱唱《冯奎卖妻》的时候，是不是哭了？”

本山想了想：“是，擦了好几次眼泪。”

“她家那小孙子，是不是一直咧着嘴笑？”

“……是。”

“这就够了。”德明的声音很温和，“咱们这行，挣的不是钱，是人心。你能让人哭，让人笑，这是多大的本事？两个窝头是少，可那老**的眼泪，那孩子的笑声，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”

这段话，像一颗定心丸，牢牢地钉在了本山的心里。在后来漫长的艺术生涯中，无论面对多大的名利**，他始终记得二叔的话：艺人的根本，是触动人心。其他的，都是附加。

九、第一场“正式演出”

1966年，本山九岁。这一年，**开始了。

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，石嘴沟村相对平静——不是因为它偏远，而是因为这里实在没什么可“**”的。最大的“四旧”可能就是村头那座土地庙，早就破得只剩半堵墙。

但**的气息还是渗透进来了。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组织“***思想宣传队”，演**样板戏。

石嘴沟村犯了难：全村找不出几个识字的，更别说唱戏的了。

这时候，有人想起了赵德明。

“德明虽然眼睛不行，可他会拉琴啊！”

“他那个侄子本山，不是整天学他二叔唱唱咧咧的吗？让这孩子试试？”

于是，生产队长找到了赵家。

德明有些犹豫。他会的都是老段子，样板戏他一段都不会。但本山眼睛亮了——他还没在那么多人面前正式演过呢！

“二叔，咱学！”九岁的孩子，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“你拉琴，我唱，咱现学现卖！”

就这样，赵家叔侄开始了“突击学习”。德明托人找来《红灯记》的唱本——其实就几张油印的纸，字迹模糊不清。他让本山念给他听，他用脑子记谱。

那些日子，本山白天捡柴挖菜，晚上就跟着二叔学唱。煤油灯下，一老一少，一个拉琴一个唱，常常熬到深夜。

“提篮小卖拾煤渣，担水劈柴也靠她……”本山扯着稚嫩的嗓子，唱李铁梅的唱段。

“停停停，”德明摆摆手，“你这是李铁梅吗？你这是老鸹（乌鸦）叫。铁梅是个小姑娘，声音得脆，得亮，还得有劲儿。再来！”

一遍，两遍，三遍……本山的嗓子哑了，就喝口凉水润润；困了，就用冷水擦把脸。那种近乎本能的执着，让德明都暗暗吃惊。

演出的日子到了。

石嘴沟村的打谷场，临时搭了个土台子。全村老少几乎都来了，黑压压一片。本山躲在**，从幕布缝隙往外看，腿肚子直转筋。

“二叔，我……我害怕。”

德明摸摸他的头：“怕啥？你就当底下坐的都是萝卜白菜。”

“可萝卜白菜不会瞪着眼睛看我啊……”

德明笑了：“山子，你记住，上了台，你就是最大的。台下的人都是来看你的，你得让他们跟着你走。”

轮到他们上场了。报幕的是村会计，他憋了半天，喊出一句：“下一个节目，**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选段，表演者：赵本山！”

本山深吸一口气，走上了土台子。

灯光（其实就是几盏马灯）打在他身上。台下，上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。那一刻，世界突然安静了，他能听见自已的心跳，咚，咚，咚，像敲鼓。

伴奏响起来了。是德明的二胡。琴声一起，本山忽然就不怕了——这是二叔的琴，是陪他度过无数个黑夜的琴，是他最熟悉的声音。

他开口唱了。

起初声音还有点抖，但唱着唱着，他进入了状态。他想起二叔说的“李铁梅是个有骨气的小姑娘”，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“好好活”，想起自已这些年挨过的饿、受过的冻……所有这些情绪，都化进了唱腔里。

他没有完全按照样板戏的唱法，不自觉地加入了一些二人转的润腔，一些民间小调的转折。奇怪的是，这样唱出来，反而更有味道，更打动人心。

唱到最后一句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”时，他用力一挥手臂——这个动作是他自已加的，剧本上没有。

台下静了一秒钟。

然后，掌声响起来了。先是稀稀拉拉的，然后越来越响，最后变成了雷鸣。

本山站在台上，有点懵。他看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——王奶奶在抹眼泪，老孙头在用力鼓掌，连一向严肃的生产队长都在点头……

他忽然明白了二叔说的“让人哭，让人笑”是什么意思。

那是一种力量，一种能穿透苦难、连接人心的力量。

演出结束后，德明在**等他。本山扑过去：“二叔，你听见掌声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德明脸上挂着笑，但眼窝是湿的，“山子，你今天……成了。”

这个“成了”，不是成了角儿，不是成了明星，而是一个九岁的孩子，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艺术的核心——它源于苦难，却能超越苦难；它来自个人，却能抵达所有人。

十、幽默的种子在黑土里发芽

从那次“正式演出”后，本山在石嘴沟村成了个小名人。村里人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他：这赵家老五，别看平时蔫了吧唧的，上了台还真有点意思。

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。饥饿依然如影随形，寒冷还是每个冬天的主旋律。不同的是，本山心里多了一盏灯——艺术的灯。这灯虽然微弱，但足够照亮前路。

他开始有意识地观察生活，收集素材。村里每个人，每件事，都可能成为他未来表演的素材。

老孙头训人时的口头禅：“你这个小瘪犊子！”——本山学得惟妙惟肖。

王奶奶纳鞋底时，总爱把针在头皮上蹭两下——这个动作后来出现在他的小品里。

村会计打算盘时，算到一半总要推推眼镜，虽然他那副眼镜早就没了镜片——这个细节也被本山记住了。

他甚至开始尝试自已编故事。晚上躺在冰冷的炕上，他就在脑子里编：如果老孙头去相亲会怎样？如果王奶奶突然变年轻了会怎样？这些荒诞的想象，是他对抗现实的方式，也是他最初的创作练习。

德明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但他从不夸本山，反而经常泼冷水。

“山子，别觉得会唱两段戏就了不起了。”德明说，“艺无止境。你今天觉得好的，明天再看可能就是垃圾。”

“那咋办？”

“永远觉得不够，永远想再好一点。”德明说，“就像种地，没有最好的一年，只有更好的明年。”

1968年，本山十一岁。这一年，他经历了人生中另一件大事：辍学。

其实他本来也没正经上过几天学。石嘴沟村的小学就一间土房，一个老师教五个年级。本山断断续续上了两年，认识了几百个字，会算简单的加减法，这就已经算是“文化人”了。

辍学的直接原因是要挣工分。家里需要劳动力，而本山已经能顶半个大人用了。

离开学校那天，本山站在教室外，隔着破窗户往里看。老师正在教“春暖花开”，孩子们跟着念，声音参差不齐，但很认真。

他忽然有点难过。不是为不能读书难过——在那个年代，农村孩子不读书是常态。他是为别的难过：他隐约感觉到，有一种生活，一种可能，正在对他关闭大门。

但他没有太多时间伤感。生活的鞭子抽在背上，他必须往前走。

那天晚上，他问德明：“二叔，不念书了，我还能干啥？”

德明正在调琴弦，头也不抬：“念书有念书的活法，不念书有不念书的活法。你看我，一个字不识，不也活了一辈子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山子，”德明停下手中的动作，“你记住：学校教的是字，生活教的是事。字是死的，事是活的。你要是能把生活里的事看明白、琢磨透，比认识一万个字都强。”

这番话，奠定了赵本山一生的学习方式。他后来所有的创作，都不是来自书本理论，而是来自生活这本“大书”。他的幽默，是生活淬炼出的幽默；他的智慧，是泥土里长出的智慧。

到1970年，本山十三岁时，他已经是个“老练”的农民了。扶犁、点种、除草、收割……农活样样拿得起。他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皮肤被晒得黝黑，只有那双眼睛，依然亮得惊人，像黑土地里埋着的两颗火种。

人们常说，幽默是苦难开出的花。在赵本山这里，这话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。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充满了那个年代中国农村普遍的艰辛：饥饿、寒冷、失学、丧母……但正是这些苦难，塑造了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，培养了他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，赋予了他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刻共情。

黑土地是沉默的，但它沉默之下，涌动着炽热的生命力。赵本山就像一颗被命运随意撒在这片土地上的种子，在严寒中蛰伏，在干旱中挣扎，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并且开始发芽。

他还没有意识到，他身体里蕴藏的那种力量——那种能把苦难酿成欢笑、能把个人的不幸升华为集体共鸣的力量——将在不久的未来，冲破铁岭的山沟沟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而这一切的开始，都要追溯到那个盲人二叔的琴声，追溯到母亲临终前的三个字“好好活”，追溯到冻得睡不着觉的夜晚，他对着月亮数羊时，心里悄然绽放的那些荒诞而温暖的故事。

幽默的基因，已经在黑土地深处生根。现在，它要开始向上生长了。